第(1/3)页 1868年9月,维也纳 雅各布·科恩是在一场大火中失去一切之后,才真正学会什么叫“一无所有”的。 但那场大火不是烧他的房子——而是烧他的梦。 事情要从一年前说起。1867年夏天,雅各布在布达佩斯老布达的码头上卖面包,攒下了十七个福林。这对一个十九岁的犹太小贩来说,是一笔巨款。他本可以继续攒下去,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面包铺,在布达佩斯扎根,让妹妹米里亚姆念书,将来嫁个好人家。 但米里亚姆病了。 不是什么绝症,只是普通的伤寒。但老布达没有像样的医生,只有一位靠放血和念咒治病的“理发师外科医生”。米里亚姆高烧了九天,第九天的夜里,她忽然清醒过来,抓住雅各布的手说:“哥哥,我想喝热汤。” 雅各布跑遍了大半个布达佩斯,才在一家通宵营业的餐馆里买到一碗鸡汤。他端着碗跑回住处时,米里亚姆已经闭上了眼睛。 那是1867年11月的一个雨夜。 雅各布把妹妹埋在犹太人墓地的一角,用剩下的钱买了一块最简单的墓碑。碑上只刻了一行字:米里亚姆·科恩,九岁,愿她安息。 他没有刻“她是被上帝带走的”或者“她的灵魂在天国”之类的话。因为他不确定上帝是否真的存在。如果存在,为什么会让一个九岁的女孩死于一杯不干净的水? 葬礼结束后,雅各布站在墓地门口,看着雨水从墓碑上滑落,忽然觉得整个布达佩斯像一座巨大的坟墓。 他决定离开。 维也纳,利奥波德城,第二区。 雅各布在“红刺猬”旅馆的阁楼上租了一个铺位,每月租金两个福林。房间里住了十二个人,有磨刀匠、擦鞋童、裁缝学徒,还有一个自称是“波兰流亡贵族”的老酒鬼。所有人都讲德语,但口音各不相同——有波西米亚口音、匈牙利口音、加利西亚口音,甚至有人讲带着土耳其腔的塞尔维亚语。 “这就是帝国。”老酒鬼有一次喝醉了,举起酒杯说,“十二个人,十二种语言,挤在一个房间里,做梦都想把对方赶出去。” 雅各布没有说话。他只是默默地擦着皮鞋——他在维也纳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车站给人擦鞋。 但雅各布的目标不是擦鞋。他有比擦鞋更大的野心。 在布达佩斯码头卖面包的那段日子,他学会了一件事:信息比面包值钱。码头上每天人来人往,商人们谈论关税、运费、走私路线,水手们谈论哪个港口妓女便宜、哪个海关官员收贿赂。雅各布那时候只是听,偶尔把有用的信息卖给需要的人——比如告诉某个烟草走私贩,今晚海关会换班,走东边码头更安全。 换来的不是钱,而是一包烟草、一瓶酒,或者一句“以后有事找我”。 在维也纳,雅各布打算把这件事做得更大。 “约瑟夫,你确定这里安全吗?” “安全,绝对安全。这条街上的警察都被我喂饱了。” 说话的是一个矮胖的中年男人,名叫约瑟夫·科胡特,是维也纳犹太人社区里一个不大不小的人物。他经营着一家“咖啡馆”——如果那个地方能叫咖啡馆的话。 地点在利奥波德城的塔博尔大街十七号,一栋灰扑扑的四层楼房的一层。门面窄小,夹在一家肉铺和一家当铺之间,如果不仔细看,很容易错过。门口的招牌上写着“科胡特咖啡馆”,但“咖啡馆”三个字的油漆已经剥落了一半,看上去像是“科胡特咖”。 雅各布跟着科胡特走进门,立刻闻到了一股混合着廉价咖啡、旧烟草和汗水的味道。 店里只有五张桌子,三条长椅,角落里堆着几大袋咖啡豆。墙上挂着一幅已经发黄的版画,画的是维也纳的圣斯蒂芬大教堂。柜台后面站着一个独臂的老头,正在用唯一的一只手擦杯子。 “这是费伦茨,”科胡特介绍道,“以前是匈牙利骑兵,在索尔费里诺战役中丢了左臂。他现在是我的伙计,兼保镖——虽然他已经六十岁了。” 费伦茨抬起头,用右手的杯子朝雅各布比了比,算是打了个招呼。 “我为什么要把咖啡馆卖给你?”科胡特坐到一张桌子旁,翘起二郎腿。 “因为你需要钱,”雅各布说,“而我会给你更多。” “你一个擦鞋的,能有多少钱?” 雅各布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布袋,放在桌上。布袋沉甸甸的,发出金属碰撞的声音。 科胡特打开布袋,眼睛立刻亮了。里面是四十枚金币——不是奥地利金币,而是更值钱的英国 sovereign金币。 “你……你从哪儿弄来的?” “这不重要,”雅各布说,“重要的是,这些钱足够买下你的咖啡馆,外加你欠债主的那三百福林。” 科胡特咽了口唾沫。他确实欠了一屁股债,而这间咖啡馆根本不赚钱——每天的客人不超过二十个,大多是附近的穷人和落榜的艺术生。 “成交,”科胡特说,“但你得告诉我一件事。” “什么?” “你一个十九岁的犹太小子,哪儿来的这种眼光?” 雅各布没有回答。他只是微微笑了一下。 那种笑容,不像一个十九岁的年轻人,更像一个经历过太多事情、已经不在乎答案的中年人。 莱奥·冯·海登莱希在军事学院的第一年结束了。 第(1/3)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