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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这些知识分子，有种可笑的使命感，古怪之处在于，他们是想当“圣人”。

    几千年了，大家总说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，要做帝王师，“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，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”。

    还没有在历史舞台上发光发热的顾炎武，在《日知录》说：“士农工商，谓之四民，其说始于《管子》”。

    士是四民之首，不属于王公贵族。先秦社会具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学在官府，以吏为师。

    “士”对于知识文化处于垄断性地位，一方面，要秉持“道尊于势”的理念为民代言；另一方面又要依靠王权来实现政治理想。

    也就是说，自古以来，知识分子一开始就处于尴尬的境界！王鸿泰也更愿意把王权，称为“兵权”！

    这实际上，就是知识分子的依附性！

    这个时期，他们缺乏独立性，没有独立的财产，没有独立的人格，只有依附权力才有荣华富贵，最终就是权力的奴隶。

    所以王鸿泰的“王权”，可以让左建中等人依附。而那些商人，就完全不一样了。

    资产阶级？不完全是，只能说是半资产阶级，或者说是资产阶级的前身，萌芽，半成品。

    他们有着完全体的资产阶级的财富，却没有完全体的资产阶级该拥有的政治力量、军事武装、社会地位。

    但是有一点，是刻在这个行业骨子里的，那就是逐利，也就是“不忠诚”。他们可以为了利益，出卖任何东西！

    就比如，他们想要在王鸿泰身上得到“势”的政治力量，他们就会从南面往北方运输物资，进行“投资”。

    看起来，好像是对王鸿泰有利，事实上，却是另一种概念。这群商户，在挖自己国家的财富，去讨好和壮大境外势力。

    这么一说，是不是想到了什么？

    他们能卖给你，同样也能把你卖给别人！只要你出的钱够多，他们甚至可以当中间商给你联系杀手！可笑又可怕的群体。

    但是王鸿泰是来自后世的，“商”这个字，既然存在，那么就有它的必要，所以王鸿泰不打算一直搞现在这种畸形的公有，可以搞自己的“商”，或者说是，官营，国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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